六、礼议之争

明世宗即位之初，立即面临一场围绕其生父兴献王尊称与祭祀问题的重大争议，史称“大礼议”。毛澄作为礼部尚书，成为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毛澄根据古代礼法与先例，提出应将兴献王尊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并让崇仁王朱厚炫承袭兴王之位，以兼顾皇统正统性和私亲情感。毛澄的建议旨在平衡皇家礼法与人伦情感，但明世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降低了对其生父的尊崇程度。

面对皇帝的不满，毛澄并未妥协，而是多次召集大臣商议，重申根据儒家礼法和前朝案例，坚持认为应保持皇统的纯洁性，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同时抬高兴献王的尊崇地位至极致，以彰显其特殊性。毛澄还引用程颐等人的论述来支撑其观点，强调过继为皇室成员后，应遵循特定的礼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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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世宗决心要给予生父更高的尊荣，加之张璁等官员的支持，使得毛澄等人的意见难以被采纳。明世宗要求进一步探讨，毛澄在压力之下，与内阁大臣协商后，提出了折中方案，即加称兴献王为帝，王妃为后，但仍遭到皇帝拒绝。

这场“大礼议”最终在皇帝的坚持与毛澄等朝臣的反复争议中，以明世宗通过慈寿皇太后的旨意，加封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妃为兴国太后告一段落，但毛澄等人的坚持与反对意见，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对于礼法传统的坚守与皇权意志之间的冲突。

七、病重辞世

嘉靖元年（1522年），毛澄在朝廷中的角色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年初，清宁宫后三小宫遭受火灾，毛澄借此机会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其他大臣的劝阻声浪汇聚，暂时阻止了可能引起更多争议的行动。春季，毛澄作为《武宗实录》的副总裁，承担起繁重的编纂工作，几乎每日朝会后即投身史局，夜以继日，勤勉不辍。在完成尊号礼典及记录迎驾功勋后，他被加封太子太傅，其子也被荫庇，但毛澄五度辞让，彰显其谦退之德。随后，他又受命主持明世宗大婚的选妃事宜，虽过程中遭遇宦官干预，但在发现不公后，他迅速行动，以事实为依据，及时上奏，避免了潜在的风波。

然而，长期的辛劳和压力，加上原有脾胃疾病的困扰，使毛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特别是在迎接明世宗和商讨礼节期间，他的体力与精神消耗巨大。到了秋季，他已病倒，甚至在早朝时出现了晕厥现象。兼职史官工作期间，家庭的不幸更令其病情雪上加霜。面对日益严重的病情，毛澄多次请求退休，均未被明世宗批准。皇帝不仅派遣太医为其治疗，还多次赠送物资以示关怀，体现了对这位重臣的重视与不舍。

嘉靖二年（1523年）初，毛澄的病情达到了顶峰，他不顾一切地再次恳求离职，明世宗在看到毛澄病情确已危重，无奈之下才同意其退休请求，同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与待遇，希望其康复后能再度出仕。毛澄在告别京城时，病情略有好转，送行的官员络绎不绝，仿佛重现汉代疏广荣归故里的场景，人们对他的复出充满期待。

遗憾的是，毛澄的病情在归途中复发，最终于四月九日在船上与世长辞。明世宗闻讯后深感震惊与哀痛，不仅停朝一日以示哀悼，还派遣官员多次祭奠，并指令工部为其修建陵墓，追赠官职，赐予谥号，其子也因毛澄的功绩获得官职荫庇，体现了朝廷对毛澄一生贡献的高度认可与怀念。

结语

毛澄的一生，是学者与官员双重身份的完美融合，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是参与典籍的纂修，还是在朝堂上的坚持正义，毛澄都展现了一位理想主义文人的高尚追求与时代责任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明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文化人，以德润身”的深刻内涵。毛澄虽已逝去，但其精神与贡献，如同江南水乡中那不息的流水，滋养着后世，启迪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