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表面上是高拱的盟友，实际上却在策划高拱的下台。张居正利用万历皇帝对高拱“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言论的误解，加剧了皇帝对高拱专权的疑虑，最终在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高拱被免职，张居正接替他成为内阁首辅。高拱的离去对朝堂造成了巨大冲击，高仪随后也因忧愤而亡，留下张居正一人独揽大权。

这次政治动荡对万历皇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意识到了皇权的重要性。年轻的万历皇帝并未因此消沉，反而坚定了自己掌握朝政的决心，他秉持“用人唯我”的原则，牢牢控制着朝廷的人事任免，展现出“少年天子”的魄力。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万历皇帝在位前十年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考成法的实施、一条鞭法的推广，以及加强边防等，使得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活力，开创了所谓的“万历中兴”。

四、太岳辅政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朱翊钧将朝廷大权几乎全数托付给了他，同时将内廷事务交由冯保处理，形成了“外有张居正，内有冯保”的格局。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尊重与信任，表现在日常言辞中，他总是以“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相称，这种尊称在古代中国极为罕见，显示出他对张居正的极高评价。1572年六月，即张居正就任不久，朱翊钧便在平台单独召见张居正，这在明穆宗在位期间从未发生过，此举极大地提升了张居正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向朝臣们展示了朱翊钧决心治理国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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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政治层面，推行了“考成法”。这是一种旨在整顿官僚系统，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要求官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实行层层监督，确保责任到人。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使政府运作更加高效，增强了皇权的权威。朱翊钧虽然年幼，对祖制并不十分了解，但对张居正的信任让他在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领域，张居正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清丈，二是“一条鞭法”的推广。1578年，福建行省率先开始土地清丈的试点，两年后，这一工作在福建宣告完成。随后，朱翊钧与张居正决定将清丈推广至全国，户部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规定，到1582年底，全国的土地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余万顷。同时，“一条鞭法”作为一种简化赋税征收方式的改革，也在1581年全面推广，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标志着张居正改革的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合作，使明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为明朝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1582年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亲政后，朱翊钧主持了“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这些军事行动虽然巩固了边疆安全，但耗资巨大。不过，据记载，这些军费是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即便在三大征结束后，国库仍有剩余，显示出改革时期的经济成果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五、怠政党争

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朱翊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沉迷于酒色，健康状况随之每况愈下。这种变化反映在他执政的中后期，几乎完全停止了上朝，处理政事转而依赖于谕旨，而非传统的召对形式。特别是“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对于日常政务的兴趣明显减弱，甚至被礼部主事卢洪春指责日夜沉溺于饮酒作乐。

这一时期，明朝的官僚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党争之中，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众多派系相互倾轧，争斗不断。而国本之争，即围绕立皇太子的争议，更是激化了宫廷与朝臣间的矛盾。朱翊钧偏爱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执意为其争取丰厚的王府庄田，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福王庄田之争，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