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回天津，并迅速南下，这表明他们并没有取代清朝统治或占据中国土地的意图。这一举动让奕?意识到，西方列强虽然贪婪且要求苛刻，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和通商权益，而非直接控制中国的领土。基于这样的认识，奕?开始形成了“以信义笼络洋人”的思想，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与列强的关系。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仍在南方肆虐，捻军也在北方不断壮大，这些内乱对清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1860年十二月，奕?上呈《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而俄国和英国则是肘腋之患和肢体之患。他建议优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然后依次对付俄国和英国。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他建议采取类似于三国时期“联吴伐魏”的策略，即与西方列强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在奏折中，奕?强调了维持中外和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严格按照条约办事，不使列强有进一步侵略的机会。他还提议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外交事务，并设立南北口岸管理大臣，增加关税收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奕?、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正式提出了这一系列建议。咸丰帝批准了这些主张，并得到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随后，奕?积极与英、法联系，请求他们在军事上提供援助。清廷甚至考虑将大沽口的炮台交由英法军队防守，以防止太平军从海路北上。英法两国欣然接受了清廷的请求，并表示愿意派遣军队协助清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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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12月10日正式设立。这是一个全新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在此之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部门，所有涉外事宜均由各部院临时处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形成。这个机构不仅负责外交事务，还逐渐掌握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成为了一个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

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奕?开始积极推动一系列自强措施，特别是军事现代化。他在奏折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自强的关键在于练兵，练兵的基础则在于制造先进的武器。因此，奕?建议购买洋枪洋炮，并雇佣外籍工匠教授制造技术。咸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很快安庆军械所应运而生，开始了仿造洋枪洋炮的工作。

五、亲王议政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宫廷内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即辛酉政变，这次政变深刻影响了清朝晚期的政治格局。

当时，清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列强环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侵蚀着中国的权益。在此背景下，亲王奕?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首倡洋务运动，力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他不仅积极参与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还努力将洋务思想传播给臣僚，成为洋务派的首领。

然而，奕?的政治抱负并未得到清廷内所有势力的支持。咸丰帝在位时，与奕?的隔阂颇深，奕?的内外政策也常常被搁置不理。咸丰帝去世后，幼主同治继位，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但奕?却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

此时，奕?看到了政变的机会。他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在慈禧太后的示意下，一些御史先后上疏请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但遭到了载垣、肃顺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慈禧太后和奕?并未放弃，他们暗中加紧部署，等待时机。

八月，奕?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并成功取得了列强的支持。在奕?的劝诱下，慈安太后也站在了慈禧太后一边。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认为，要发动政变，必须早日还京。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他是问。慈禧太后遂与奕?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回京后，尽力争取到了部院大臣和京津防务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并立即召见奕?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兵迎捕了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因参与政变有功，被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不仅稳固了奕?在清廷中的地位，也使得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政策感到满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认为，通过支持奕?上台，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清朝政府的顾问。法国驻华公使也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政变结果的满意，认为这将使得未来的谈判更加容易进行。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奕?采取了与列强“和好”相处的策略，以确保清朝能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维持统治。

奕?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主要围绕着“灭发捻为先”的方针展开。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威胁。为此，他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生产枪支弹药以镇压各地起义。同时，他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的计划，允许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借用外国军队的力量来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反清力量。这些措施虽然短期内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但也加深了对外国势力的依赖。

然而，奕?的外交政策并非一味顺从。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也展现出了对外妥协的一面。例如，在1861年，奕?同意委派英人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了外国人。同年，他还委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但最终舰队的指挥权却落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手中。这种安排引起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满，最终导致清廷不得不遣散船员，并向英国支付赔款。这一事件暴露了奕?在处理涉外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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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奕?还在1864年同意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这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领土主权，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奕?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迁就，甚至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尽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须通过自强来改变现状。他在奏折中多次强调要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实力，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例如，他在谈到购买欧洲军舰时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镇压内乱，还能备御外侮。奕?还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奕?的政治见解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奕?的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批评。其弟奕譞就指责他在处理夷务时毫无起色，对外国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缺乏坚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