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普鲁士的局势逐渐恶化。1759年，奥地利在盟军的支援下，特别是在库涅尔斯道夫战役中，给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带来了沉重打击。普鲁士军队损失惨重，将领战死者近百名，被擒者数十名，首都柏林一度被俄军占领。普鲁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天才似乎也难以扭转战局。

1762年1月，正当普鲁士军队四面受敌、濒临绝境之际，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突然去世。继位者彼得三世是腓特烈二世的狂热崇拜者，他立即改变了俄国的外交政策，下令俄军撤退，并与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机为腓特烈二世解了燃眉之急，使普鲁士得以喘息并重新组织力量。

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在胡贝图斯堡签署了《胡贝图斯堡和约》。根据条约，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这不仅巩固了普鲁士在中欧的强权地位，还使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才能和个人荣誉达到了顶峰。腓特烈二世因此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欧洲广受赞誉。

《胡贝图斯堡和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七年战争的结束，也为普鲁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势力。腓特烈二世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中，继续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迅速恢复并超越了战前的实力。他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普鲁士的国力，还为后来的德意志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积极发展

七年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将重心转向普鲁士的经济复兴。他深知战争虽然使普鲁士在军事上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国家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此，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其特点是集中统一，讲求实效。腓特烈二世亲自掌控国家大权，对下属机构的要求极为严格，不容许任何轻率和怠慢的行为。这种高效的管理模式使“管理与军队构成了普鲁士的柱石”。

在农业方面，腓特烈二世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法令。1763年，他发布了关于取消波美拉尼亚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旨在解放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他还颁布了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命令，确保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腓特烈二世还责成顽固的贵族允许流离失所的农民在战争中被侵占或已荒芜的农民家园上定居下来，重新耕种土地。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改良奥得河和纳茨河的沼泽地，使之成为可耕地。政府还为农民提供牲畜，帮助他们修复住宅，重建村落，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金融领域，腓特烈二世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他分别设立了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该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确保军队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其他款项则由国家银行控制，用于国家的其他开支。着名的柏林银行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它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还促进了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繁荣。此外，国家还控制了烟草、咖啡和盐的销售，通过垄断这些重要商品的销售，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腓特烈二世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他通过对外奉行的掠夺政策和国内社会生活的条理化，使普鲁士迅速兴盛起来。例如，普鲁士通过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国内，腓特烈二世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行政改革，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减少了腐败现象，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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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措施使普鲁士在短短几年内恢复了元气，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的重要强国。腓特烈二世的经济政策不仅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努力使普鲁士在18世纪末期成为欧洲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强国，为19世纪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瓜分波兰

1764年至1766年间，波兰革新派在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王权和改善国家治理。然而，这些改革引起了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强烈反对。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对波政策得到了腓特烈二世的支持。1764年，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的同盟条约中明确规定，双方坚决不允许“波兰共和国丧失自由选王的权利并使之变为王位继承制”，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来维护波兰的现有制度和根本法。条约还规定，双方将“用最有利的方式”保护波兰的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使他们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

1766年，俄普两国向波兰提出了“异教徒问题”，通过驻华沙的大使要求波兰议会通过非天主教徒与天主教徒权利平等的法案。俄国和普鲁士的粗暴干涉引发了波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抗，同时也加剧了俄国与奥斯曼、奥地利、法国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