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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南美洲1月是夏天),天长夜短,太阳正当着头顶方位,天气炎热,蝉虫、小鸟喳喳得叫个不停,道路旁的新载柳树叶子耷拉着,也像赶路返回的行人一般,疲倦、劳累。
穿过乡间小路,不远处是一座绿茵环绕、遍布水塘的沿海村庄。
村庄正南边,一栋栋靠近青砖瓦房的橡树底下,三三两两的农人坐在树荫或者屋檐石板下,一边闲聊一边望着烟囱中冒出来的白烟,心中估摸着饭菜做好的时间。
向前走过数十米,避开树木的遮蔽,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座十余米高、带着尖顶屋檐的西式建筑,建筑上下两层,下面一层是数间宽敞的房屋,上面一层是挂着西式钟表的阁楼,约二十年前,华人刚刚在南里奥格兰州落足的时候,这座西式建筑还是一座信徒众多的乡下教堂,只不过随着传教士的离去,教堂被政府接收,先是在前两年当做兵营驻地,后来镇子里建了个初级学堂,学生们缺乏上学读书的地方,于是当时驻扎在教堂里的士兵们,便把教堂让了出来,稍稍改造了一番,挂上大汉国的国旗,便成了井边镇第一初级学堂的学校。
最近十年,大汉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高,人口众多的井边镇相继在镇子里建了两座小学堂,原本那所由教堂改造的学堂,因为远离镇子中心,便被下派至新厝村,作为新厝村村立小学堂,而学校里的三五名老师,则主要负责新厝村和临近几个村子适龄儿童的教育和管理。
挂着赤红国旗,留着尖顶屋檐、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小学堂,见证了新厝村华人百姓二十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数百名在当地生活百姓的记忆。
老大杨光宗、老二杨光海、老三杨光中,以及三个年龄稍小一点的丫头,都是在这座学堂里度过了童年的小学生涯。
走进村子,习惯性的抬头张望着前方的小学堂,杨开富心中涌现出满满的幸福感。
杨氏一家祖上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搁在他爹爹那一代,家里只有租种地主家的五亩薄田,每年秋收时节,上交五成田租后,剩下的粮食勉强足够家里人糊口,而如果赶上收成稍稍差一点的年份,交完地租后,剩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养活家里的五六口人,每当这种时候,杨开富的父亲和母亲,往往到县城里找点活计,通过给城里老爷们打短工、零工,换取几块铜板,然后买上几斤粗粮,挨过难熬的日子。
苦难的日子最难忘记,杨开富经常回忆到小时候到山上摘蘑菇、木耳、野菜充饥的经历。
父亲和母亲到城里打零工赚钱,而家里四五个七八岁、八九岁出头的孩子,为了给家里多找点吃食,往往几个人一块,带上几根木棍、、篮子,到离自家不远的山林中寻找蘑菇、木耳、野菜、野果。
山里能够实用的木耳、蘑菇数量因为经常被采摘的缘故,数量稀少,几个孩子为了争夺一丛蘑菇,不时会相互打架、斗殴,杨开富小时候就没少和其它孩子打架,最早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每每打架的时候,都护着弟弟,可是后来因为误食了一块有毒的蘑菇,哥哥去世,没了哥哥庇护,在与其他孩子打架的过程中,杨开富吃了不少的亏。
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杨开富不禁为早逝的哥哥感到惋惜,如果哥哥没有误食毒蘑菇,平平安安长大后,和自己一块移居南美,就不会有以往的悲剧发生。
相同的年代,不同身份、地位出身的百姓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当那些远东地区的官员、地主豪绅们过着锦衣玉食、佣人成群的日子时,许多像杨开富一样的贫苦百姓,却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
杨开富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因为饥饿、贫困夭折,另外一个妹妹在七八岁的时候,因为家里吃不上饭,迫不得已之下,被父亲卖给了城里一户姓何的老爷做丫鬟。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初父亲把妹妹送给城里老爷做丫鬟的时候,杨开富也曾看到母亲躲在屋子里偷偷流泪。
儿子、女儿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但凡有一点办法,母亲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当女仆使唤。
杨开富当时虽然已经十三四岁,但是却没有能力做出改变,而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十六年前,当杨开富在南美本土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便拿出身上的全部积攒,跟着十余名相熟的本土邻居,一块回到了远东,然后花钱把当时刚刚十三岁的妹妹赎了回来,接到南美本土生活。
十六年前,南美本土,华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严重,为了鼓励华人适龄女子移民,政府不仅免除了五到三十五岁年龄范围内,所有女性移民的移民费用,而且只要是这一年龄范围内的女性移民,抵达南美本土后,不用经历两年的考核期,便能够直接获得正式国民的身份以及每人十到十五亩不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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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杨开富把妹妹带回本土后,来回花费的运输费用,经过井边镇官员审核后,全部得到报销,而妹妹也因为刚刚十三岁,不到十二周岁的原因,被送到扫盲学校,接受教育。
妹妹在扫盲学校学习了三年,学习结束后,
进入了新京府一处国营纺织厂,做了纺织女工,又过了两年,妹妹十八岁那年,嫁给了一个现役的少校军官,自此以后,自己和妹妹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