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兴早晨起来就收拾好了行李，他要等胡理芬来了再吃早餐。可是等了一会儿还没有见到胡理芬的影子，他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先吃，因为从县里到武汉去的班车要经过沙市转换才能到，所以要想一天能到武汉就必须要搭县里的头班车。

关兴吃了早餐，还没有看到胡理芬来，他就只有一个人背起行李往车站走去，心里却在琢磨胡理芬为什么没有来的原因。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汽车站了，关兴也没有向别处看，就只是一个劲地往车站售票处走去。待到售票处询问买票的事，旁边却有人递过来了一张到沙市的车票。关兴从买票的人缝里看到递给他的车票，以为是不去沙市的人要回售给他的，就准备接过来给那人掏钱，突然就听到有人说：“你个傻子，你也不看看是谁给你递的票呢？”

关兴连忙伸出头来再仔细地看，原来是藏在人缝里的胡理芬。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胡理芬能提前来车站给他买票，他心里就感觉到了胡理芬那种细致入微、料理生活的能力，这是他关兴从来没有体会到的。

这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从买票窗口挤出来，关兴手里拿着票，口里却不停地说：“你真是会办事，想得太周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呐。”

胡理芬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只手牵着关兴的衣服，另一只手在后面围着他的腰背，眼睛定定地看着关兴。

关兴说：“我今儿不知道能不能赶到武汉去，如果是到了武汉的话，我就给你写信，让你放心。”

胡理芬说：“那我就在复兴场等你的消息吧，我今儿就随你这趟车回去呐。”关兴听了说：“真是好主意，那我再给你去买票吧？”

胡理芬从口袋里掏出已经买好的车票说：“你真是有点傻哦，我能给你买票，就不能给我自己买好吗？”

关兴听了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变傻了，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了。看来男女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傻里傻气的了，但是他又觉得如果自己不是这样的傻里傻气，哪来的这样好的运气和缘分呢？

坐在客车上两人就说着以后的话，关兴说：“我到武汉以后就会给李世前、许茂富他们打电话的，我会要他们多多关心你。你以后回家还是必须要去找他们借自行车，再就是你尽快想办法搞一辆自行车的指标，我会把我自己存的钱给你邮过来，让你买车的。”

关兴就这样自顾自地说，胡理芬看着他的脸，听着他说话，心里早已经幸福得一塌糊涂了。胡理芬快到下车的时候，只是手里紧紧地握住关兴的手不愿意放开，客车停稳了，胡理芬头也不回的往车下走，她怕当着全车人的面流出了眼泪。关兴却站起来赶到车门边大声地说：“你要保重，我会经常联系你的！”

关兴到武汉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好的是学校派了专人在武汉长途车站来接，不然的话，关兴就会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直接到学校去了。

学校接他们的人把他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学员，送到了他们的宿舍，并且告诉了他们床铺和洗漱的地方，关兴直到弄了两个多小时才弄完。

这是他第一次来省城，虽然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儿困意。索性就拿出纸笔来给胡理芬写信，他要让胡理芬能在最短的时间看到他的来信。

信写好后他才睡下，这一夜关兴睡在学校宿舍的床上，就好像小时候第一次坐在去县城读书的客船上，又好像比那只船还要大，能听到耳边飘过来的唰唰的船行的声音。人就在这船行的摇晃中死死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醒的很早，他要出去看看学校是怎样的，赶快熟悉周边的环境，然后再把昨儿夜里写给胡理芬的信寄出去，然后再去过早。

等他把这一切弄完回到宿舍，管班的老师才来到宿舍，通知他们跟老师一起去学校食堂进餐。这时，老师就说：“你们过了早，如果还要回宿舍去的话，那就在9点钟到食堂对面的教学楼第二层第三个教室去上课。”

到了上课的时候，管班的老师早就到了。给每个人发了一张新生报到登记表，要求把自己的基本情况按照登记表上的要求填写清楚。这样填完以后，老师就向他们这些新学员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并且说明他们这个班的特殊性：整个学习的时间是一年多，课程是按照五七指示的要求安排的。就是头三个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接着是参观调查一个月，这学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春节以后，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地去参加社会实践，再到五一节以后回到学校写各自的调查报告或者叫着社会实践报告，可能在明年的秋季就会毕业了。

关兴听着这个时间安排，就好像有人在后面催促着快走一样，这哪是在读书呢？简直就是行军打仗一样，没有一天消停的时候。

老师可能看出了各位学员的心理活动，就接着说：“这样的节奏确实是有点快，但是我们要想想战争年代，红军在抗大学习的情景，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今天在抗大学习，明天就有可能要上前线去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发扬这种传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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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还是管班老师来点名签到，最后就宣布了班级委员会，也就是班级干部。班长是来自武汉市的一名街道干部，名叫顾楚南，老师说，因为他对武汉比较熟悉，他来当班长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学习委员是关兴，老师就要关兴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并介绍说：“关兴同学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来校以前就已经是公社的副主任了，所以在学习上是会起带头作用的。”

再就是生活委员是个女生，来自宜昌，名叫罗长珍。她的年纪估计在二十七八岁左右，看来是个结了婚的很能干的女同志。其他还有对外联络的委员、学习纪律的委员，老师都一一明确了。总共才二十八个人，班委会就产生了七个，真是有点不成比例。

老师说：“接下来在9月1号正式上课之前，还有几天时间，你们就是先熟悉学院的校园环境，再由班长领你们到街上去逛逛，争取尽快把我们生活、学习的环境弄清楚。”

说完老师就问大家还有什么新问题要提出来的，有的学员说：“我们来的时候说是带薪学习，不知道我们的工资在哪里领？”

有的说：“如果我们回去参加社会实践，单位不让我们再来了怎么办？”

后面还有很多人要求举手发言，老师说：“这些有关你们身份、待遇和工作安排的事情，请你们不要担心，到什么时候自然就会有学院通知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

关兴想这些是不需要自己考虑的，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打个电话回去，听听胡理芬的声音，问她接到他的书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