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另一时空，安德鲁和他的“热月政-府”提前了4到5年，解除了针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各项法律禁令。

尽管在各省与中央两级，设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但共和国的法律重新保障了教士作为自然人的人生自由与基本权利，至少不再将其视为“国家公敌”。

但在另一方面，法兰西的执政官拒绝接受少数议员提出的，赦免保王党人和极端雅各宾派分子的提案。

每次，当安德鲁来到国民公会大厅发言时，他都习惯性的要将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拉出来一起批斗。而“势不两立”、“决不容忍”与“除恶务尽”等词汇，在执政官的讲演稿中频繁出现。

现实中的安德鲁，与另一时空领导“热月政-府”的巴拉斯等人不一样，他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足以可以掌握巴黎和法国。

这其中，部署在巴黎周边的所有正规军，主要为席塞尔将军的宪兵第一师团和贝西埃尔将军的近卫骑兵旅，其军事主官都是他之前的部下和副官，而掌握宪兵司令部的佩里尼翁将军也是安德鲁忠实伙伴；

此外，现任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桑特尔，早在“牧月暴动”之前，就早早的投靠了安德鲁；

至于巴黎警察局，根本就是法兰西执政官的发家之地，现任总局长德马雷更是追随安德鲁的主要亲信之一。

在法国其他地方，西部地区处于奥什将军的“3年强行抚平”之中，保王党与**和的势力日渐衰落；而北部与中部属于安德鲁和共和派的传统势力范围，就连同西南部在康巴塞雷斯的引导下，也接受了巴黎政局的变化，“唯安德鲁马首是瞻”，主动向中央政-府交出了省区行政长官的任命权。

唯独东南方向的若干省份，依然有保王党的势力在暗地里活动，当然武装反抗已没有任何的可能了，充其量不过是在报纸上发发牢骚，或是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两院选举”中，给巴黎的执政官们制造一点小麻烦。

保王党人的上述行为，都在军情局与宪兵队的掌握中。等到时机一成熟，也就是意大利军团与瑞士军团展开军事行动之后，就给这些人泼上一大盆污水，指控他们“勾结外国势力，出卖法兰西祖国”。

正是手中掌握了巴黎和法国的内外军权，安德鲁可以肆无忌惮的将保王党人和极端雅各宾派分子，拉出来一起吊打，而不是效仿历史上软弱无能的督政-府，搞着左右摇摆的“秋千政策”。

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力威慑，加之自身没有足够的权威，巴拉斯的督政-府一贯优柔寡断，习惯于看风使舵，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来回摇摆，无法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在入选治安委员会后，康巴塞雷斯曾写给宪法委员会的一封信，阐明了他对当下制定宪法的某些看法，尤其要求该委员会严格区分“1793原则”与“1789年原则”的不同性质。

最初的时候，康巴塞雷斯委员的这一份工作函，并未得到宪法委员会的重视（那是前者曾被踢出宪法委）。等到安德鲁站在国民公会的大厅，公开引用了康巴塞雷斯那份信函中的一大段话。

“公民平等才是一个理智之人可以要求的全部。绝对平等属于痴心妄想，如果想要实现这种平等，那么所有人在智力、德性、力量、教育和财富方面都必须是绝对平等的……我们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受过最佳教育、最关心法律维持的人。

然而，除了个别的例外，你只能在以下人员中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份固定的财产，忠诚于财产所在的国家、保护财产的法律和维系财产的和平局面；财产和经济安全使他拥有良好教育的机会，而教会则使他可以明智而准确的，探讨决定国家命运之法律的利弊。

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必须凭借坚定的美德，才能关心那种不能为他维护任何东西的社会秩序，才能抵制各种向他展现希望的行动和运动……由没有财产的人统治的国家，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下。”

总而言之一句话，“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原则，在1795年9月下旬，国民公会通过了由宪法委员会拟定的一部新宪法，也就是《1795年宪法》。

像此前的宪法一样，它以《人-权宣言》为序言、但没有提到出身平等和享受社会服务的资格、并以9项义务来平衡其列举的22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