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别的，便是只说这市易法，其实与汉时便已创立平准均输法，从内核上讲并没什么不同。按说桑弘羊能够取得的成就，国朝未必不能取得，何况仅以市易法本身而论，比平准均输还要高明一些。”

“那为什么国朝不能成呢？”苏轼此时就有些明知故问了。

吴希情知自家老师是要考较自己，也不藏拙，当即答道：“时移世易，世事不同。”

“何处不同？”

“汉武帝当政，国家虽然也有内乱和边患，却并不存在真正能够覆灭汉政权的外部力量，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础功不可没。再说汉军睥睨四海，并不惧怕外敌。而国朝在这方面嘛，就显得有些......”

吴希并没有再就此说下去，而苏轼当然也没再问。

“说得好啊，汉可以缓，而国朝不可，其奈若何呢。”苏轼如是感慨道。

吴希微微点头，又再解释了一句：“当下来看，不仅未缓，而且行之颇杂。”

自熙宁二年以来，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保甲、募役，如是种种近乎倒豆子一般颁行的政令，可不就是“杂”之一字了嘛。

“那依冀之看来，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吴希想了又想，终于还是无奈摇头：“老师，不是这些政策不能改进，实在是从官家到诸位宰臣的急切心态不调整，则什么办法也不过是裱糊而已，不能解决根本的。”

“除了市易法，冀之对其他所行新政都有看法吗？都有改进措施在胸吗？”苏轼问得略显急切。

“有自然是有的，不过我人微言轻，即便有又能怎么样呢？”

苏轼却没有当即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略微犹豫了片刻，才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开口道：“冀之，你敢不敢赌？”

吴希不由有些诧异，懵懂道：“赌什么？跟谁赌？”

“赌圣意，赌命运，与天子及诸宰臣、执政来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