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国统区15省减收了20%；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50%。两种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12月份，涨了整整5倍。

外援道路断绝，内部天灾不断，中国抗战形势愈发困难。

而受德、意在欧洲战场胜利和英美在东方妥协政策的刺激，鬼子大本营急于抓住这“千载一时之良机”，叫嚣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以抽出兵力南进扩张。为此鬼子一方面发动了枣(阳)宜(昌)等战役对国民政府加以军事威逼，另一方面，则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再次对其进行诱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

国民政府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战前途，在于寻求战事的国际化，在于欧美等“文明社会”的干涉，因此采取的策略为“苦撑待变”。而欧战形势的变化，使这种寻求抗战国际化的努力有破产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国民政府于1940年6月再次与日本展开正式谈判，明面上以承认满洲国以及割让华北换取正式停战（但从史料上看，这其实是拖延政策，以及演给美英等国家看的，国民政府一开始就没打算真同意，几天后就宣告谈判破裂）。

可以说，1940年6月到1940年9月，是中国抗战史上最绝望的时光。英法苏纷纷对日绥靖，关闭了援助渠道，仅有美国开始加大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

直到1940 年 9 月 22 日26 日，鬼子直接以武力方式，强行占据了法国殖民地越南凉山地区等众多区域，让美英法政府一片哗然。此时鬼子政府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南下野心，觊觎着早已经被英美法等国殖民一百余年的东南亚地区，以期望获得富饶的物产以及充足的石油。

这让英法等国直接绷不住了。本来按照他们的规划，鬼子是他们安排看住苏联的狗，中国的土地和人口是送给这条恶狗的肉，吃中国没问题，咬苏联没毛病，但是他们竟然敢咬“文明社会”的主人！

于是，1940年10月，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再次重开，美国援助、英国援助等开始进入中国，随后就是美英开始逐步收紧对日贸易，不断对日禁用物资，造成鬼子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逐步紧张，这也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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