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院中，赵骏把自己主要的改革主张先跟大家沟通一下。

但方案基本都还算是温和改良，没有像范仲淹那么激进，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成为伟人评价的脱离实践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他的方案是经过他接近三年的全国各地下基层调研实践，确定能够实行下去之后，才定下的策略。

比如加耗归公，取消苛捐杂税，基本上包括那些地主阶级都是受益者，自然没有阻力。

唯一要防备的，就是朝廷已经取消那么多苛捐杂税的情况下，还有地方官府巧立名目，以朝廷的名义继续想办法捞钱。

这就要看监管力度了。

提高地主阶级税收，大宋的地主阶级本来就是要上税的，没办法抗拒朝廷的税收政策，虽然有阻力，可掀不起什么浪花。

只不过他们很有可能会把提高税收的后果转嫁到佃户头上，比如原来收六七成地租，现在提高到八九成。

但那样的话佃户阶级肯定不干，以前六七成税勉强还能活，现在八九成，活都活不下去。

就跟历史上曹魏屯田制，后期接近崩溃，造反的屯田百姓不计其数，就是因为曹魏把屯田租金从原来的六比四改成了八比二甚至九一比一样。

一旦地方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巡查御史以及地方官员通报上来，朝廷就可以将责任推到地主头上，再顺势处理几个情节比较恶劣的地主，抓一个典型，给百姓一个交代，转移内部矛盾。

等将来日本白银大量流入，那这个问题就不算问题了。因为朝廷有了钱，就可以雇佣百姓挖运河、修河渠、大搞基础建设，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时候也许地方上都可能面临佃户不足的问题，地主们自然只能降低地租吸引人口来耕作。

总结来说，赵骏的办法就是暂时缓解日益不满的底层百姓矛盾，将矛盾先转嫁到地主头上。等到百姓们被地主压迫到要起义的时候，朝廷再出面一边安抚，一边杀地主抢田地。

这样就把百姓和朝廷的矛盾，变成了百姓与地主的矛盾。朝廷也能通过这样的手段，回收田地，就像赵骏在全国各地干的事一样，杀一批行为恶劣，手上沾了人命的地主，收缴他们的农田，将田地变为官田，低价出租给百姓。

经济上通过大力发展外贸来弥补国内降低农业税带来的差价，又通过国营改革，把僵化的榷卖制度活络起来，加速经济的流通，从而让工商业更加发达。

如此一来，经济会增速，农业变法也会顺利许多。

“我以前就说过很多次，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可惜的是地方没有执行到位。并且他也忽略了地方上这是在抢夺地主的利益，地主和富户自然要联合地方执行王安石变法的吏员进行阻挠。”

政制院内，赵骏再次强调道：“但我这套变革的话，虽然进一步压迫了地主，但却并没有和他们争抢利益。也允许他们继续放贷，前提条件是不能偷税漏税，不能违法乱纪。”

“农民要缴纳的赋税变少了，他们的压力也会减少，那么在地主那里借贷的数量也会变少，算是变相地减少了地主通过借贷对百姓进行剥削以及土地兼并。”

“但同样的，虽然对地主和富农增加税收，可也不能过多，这里面有个临界点。如果过于严苛，必然会造成大面积地主和富农爆发起义。”

“根据我的调研来看，正税确实很轻，只有5%到10%之间。可大量苛捐杂税下来，能达到百姓全年收入的4到5成。这可是在农业社会，一年收成都不一定养家糊口，却还要抽走那么高的税额，显然会激发社会矛盾。”

“所以我认为把全国每户少于二十亩以下的贫农将他们的税收降低到10%到15%左右是比较合理的，而田地超过五十亩的地主和富户则必须要维持在20%到50%之间，临界点大概在50%左右。”

“但具体划分又比较难，因为地方官员不一定和地方地主富户勾结，但下面的吏员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和地主富户有极深的牵扯，一旦朝廷出政策，对不同的收入人群进行不同的税收比例的话，那么隐户、隐产的情况，就极容易出现。”

“比如一个拥有一万亩田地的地主，为了降低税收，肯定会想办法让地方吏员篡改他的土地规模，甚至有个别厉害的角色，干脆让自己成为一个名下没有田地的佃户，拿到那种超低的纳税资格。”

不得不说，赵骏的考虑已经相当周全。完全不像王安石那样，没有考虑到地方官吏与地主勾结，狼狈为奸，把一个好政策变成坏政策的现象。

基本上赵骏所有的策略，都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并且也调整出了应对方式。

众人听着他的分析，一时间竟然觉得面面俱到，吕夷简忍不住问道：“既然你已经想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呢？”

“第一是监管力度！第二是惩罚力度，惩罚力度就不用多说，一旦发现的话，就要从重处置，没收全部隐瞒的土地财产，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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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骏说道：“而在监管力度上，我认为三方监管最重要，一是地方主政官员监管，这要纳入考核标准。二是御史监管，各州县，每个月都必须有御史巡查、核实。三是皇城司监管，从明年开始，皇城司要入驻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