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本就能挺直腰杆。

不害怕就能理直气壮。

所谓的文人风骨，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由于道统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可以隐居乡野，不参与国家建设，但能议论国家大事，甚至为民请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山中宰相。

他们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国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价值观来做事，一旦越过红线，文人们就能批评监督。

这就有了两个结果:

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终极理想是做帝王师，用天然的价值观解释权，指挥帝王处理国家政务，间接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

其二是道统有权监督政统，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监督批评政府。在这种语境里，骂政府和权贵就是政治正确。

比如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然后写了32首乐府诗，把大唐全方位无死角的喷了一遍。

那首“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就是白居易做喷子时的代表作。

白居易当然是为人民说话，但反过来看，不正是用道统批评政府吗?

谁敢说白居易做的不对?

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绝大部分文人不会歌功颂德，而且要挑毛病说做的不够好，哪里还需要改正等等。

要是哪个文人给政府唱赞歌，虽然其他人嘴上不说什么，估计心里就要鄙视了:

原来是六扇门里的朝廷鹰犬啊。

归根结底，政统掌握国家的世俗权力，负责国家的日常工作，道统掌握国家的隐性权力，属于精神上的制衡，让权贵们有所顾忌。

两条权力线对立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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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春秋战国以后，道统和政统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不是在打架，就是去打架的路上。

因为儒家文人想做帝王师，用价值观的解释权领导国家进程，而皇帝和国家政权却想压服文人，让他们做皇权的驯服工具。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历代王朝初期，开国君臣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具有天然的权威，能把儒家文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此时的国家政权非常稳固，皇帝说什么是什么，反对的声音也有，不过没什么用，开国皇帝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儒家文人。

但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背后，便是文艺凋敝，包括绘画、诗歌、文学以及哲学思想等等，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传世之作。

大家仔细想想，汉初，宋初，明初有什么非常牛逼的文艺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