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镜子面前试了好几个发型，都不甚满意，此时天光已经渐渐发亮了，我心头有些着急，知道黄浩每天差不多都会在这个时辰起来拉早屎，要想不让他抓现行，显然不能再磨蹭了。

惶急之下，我心一横，拿着梳子直接给自个儿梳了个中分，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望着一个抗战时期专门给鬼子告密带路的大汉奸，一种极度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

恰好此时，寝室里黄浩涛声滚滚的呼噜声突然停止了，他在床上笨拙地翻了一个身，将身体转向了外面。

不好，他要醒了，我吓得头都矮了半截，顾不得再照镜子了，将梳子往梳妆架上一放，三跳两窜地穿过寝室，一把拉开门，像只利箭一样飞了出去，顺手嘣地一声把门带上了。

约会的地点定在后勤工程学院，离我学校足有十几公里，没有公交车直达，我出了门之后饭都顾不上吃就直奔公交车站而去，问了好几个等车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转车过去。

问司机也说得模棱两可，莫知所以，向来抠门的我又舍不得花钱打的，从这儿打过去保守估计得花七八十，我兜里总共才装五十来块钱，还打算请人吃顿午饭呢，这点钱吃个两荤一素估计将将够用，一毛钱都不敢多花。

虽然早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但我用钱的习惯依然顽固地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平时出门买个包子吃根儿冰棍儿都要提前计划，事先做好预算才行，这也是从一向勤俭节约惯了的老爸老妈那儿继承而来的优良传统之一。

闲话休提。

我在公交站火急火燎地等了十几分钟也不知道该坐哪辆车去，急得心头冒烟儿，胸口打鼓，忽然想起寝室里还有个重庆通蒋松。

他周末经常和女孩子出去逛街踏春约会什么的，重庆的大街小巷就像自家门前的院坝一样了如指掌，给他打电话准能问出底细来。

打好主意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蒋松的电话，电话叫了半天那边才懒洋洋地接了。

“蒋哥，问你个事儿，你知道从咱学校到后工怎么坐车去吗？”我着急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