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里出来，李鸿章又给李莲英塞了一张银票，感谢的话更是说了一大车。

第二天，关于拆分北洋大臣的建议，就到了军机处。

自德光朝福寿膏战争以来，除了“总理各国事务处”之外，黛青还先后设立了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两个新职务。

而随着“洋务”比重的增长，无论是“总理各国事务处”还是“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地位都有很大的得升。

如果三者联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左右整个朝廷了。

究其原因，正如百姓所言：“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洋人，尽管纯粹是外部势力，可是对黛青的影响力之大，几乎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制衡机制。

无论是谁，也不能无视洋人的存在和影响力，而在黛青官场上办好事情。而如果一个官能够通达于洋务，那么他也就必然“无往而不利”。

原本，恭亲王总理事务，无论南洋大臣还是北洋大臣，都是他的门下属臣。而恭亲王本质上还是洋务归洋务，他也没有小集团，并不会利用洋务谋求个人权力。

但是随着恭亲王与两宫失和，洋务大权逐渐被分解下放。而接手这些权力的官员，很多就开始挟洋人以自重了。

比如李鸿章这样的。

李鸿章是以北直总督的身份兼任北洋大臣。

北洋大臣，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最初称为三口通商大臣。所谓三口指的是北直的翔津，东齐的登州，东奉的牛庄三个沿海港口城市。三口通常大臣负责管理上述三地的通商、洋务，兼办有关外交、海防、关税以及官办招商、军工等事宜。

这个职务的权力可以说是非常大，但是原本因为只是各国事务处所节制的一个职务，一切行动最终要受总理各国事务处的恭亲王奕欣所掌控，所以问题还不很突显。

但是，共治九年（光元1870年），朝廷将三口通商大臣从各国事务处系列中裁撤，又将其职权全部移交给北直总督兼管。并为其颁发钦差大臣官防，称：北洋通商大臣。一般简称为北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