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旧的模式之下，普通人是没有太多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的，不要说底层劳动者，就算是作为官员储备的所谓儒士，在拥有高级功名之前，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资格也是非常有限的。一般来说，童生只是在乡村略微有一点威望，而秀才也只是在面对官府的时候礼仪上显得更被尊重一些。当然，正如席平方那样，即使只获得秀才功名，也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学开拓一番事业。但是要真正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就几乎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国家大事。

然而，那些投身于工业和商业的人，想要获取更大的利润，自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权，而且不仅仅是地方，甚至是要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掌握。

他们当然并不见得想要把握天下大势，但是总不能连地方推行哪些政策，都一无所知，甚至一点准备也不能做吧。

对于商人来说，稳定的环境几乎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地方衙门三天五天的换政策，甚至随着官员的心情说变就变，那么商人的损失就太大了。

当然，这种情况在以往也是长期存在的，可是在以往的时候，黛青的主体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分工等级，商人虽然有钱，但是社会地位反而是最低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与官员相勾结，甚至达到法外逍遥的地步，然而，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命运的永远不是他们。

因为他们虽然有钱，但是所以这些钱可以换来的，仍然只是传统的商品：食物和纺织品，以及产生这两样东西的最基本基础资源，土地。

土地的主人，从来不是商人，而是地主。

地主们会通过儒学，把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才通过科举渠道得到皇帝和朝廷的认可，从而成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地主而非商人出身。

士农工商里的农，不是指农民，而是指掌握农业和农民资源的地主。

地主掌握了土地，也就控制了农民，而农民是黛青最主要的人群。

虽然，黛青只有地土和南土是以高度农业化的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占到整个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如果不考虑地域特殊性的因素，那么地主就是掌握了整个帝国的阶层。

帝国商人是有钱，可是他们并不能影响土地的产出，所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并没有真正的权威。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推广，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纺织业开始不断的使用新的技术，生产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让更多的人脱离了原本农业的束缚。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成为优秀的纺织工，在工厂里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摆脱了原本性别角色定位的束缚。而这就与传统的家庭伦理产生了矛盾。

矛盾既然出现，就不仅仅会只存在于家庭，也不局限于纺织业。越来越多的人员离开了农田，走进工厂。而工厂的周围也在不断的形成新的商业网络和生活模式。城市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也不再是大片农村中间的孤岛，而是由许多公路、铁路连接起来的更高层级的文明网络。

商人在这个新的文明网络中获取了巨大财富的同时，更促进了更多财富的产生。

当然，支撑这个巨大网络的，并不是商人的算计，而来自先知楼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保证了新文明网络的正常运转，更承担着其未来持续发展的重任。但是，只有商人们的算计才使得这些新技术得到迅速推广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财富，虽然这些财富看起来充满了泡沫，但是谁会巨大财富的更大化呢？

所以，与家庭伦理的矛盾相比，商人们渴望稳住手中的财富，并且寻求更大并且更安全的财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说在过去，虽然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毕竟连传奇的伍家最终也因为与朝廷的冲突而走向了衰落。但是现在，一切似乎有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