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始终认为，力不能及就该尽量想办法加强这种“力”，而不应该坐等着这种“力”自然形成——或许有一天会形成，但未免太慢。

黄老思想的优势的一面是允许民间自由发展，劣势的一面则是放任民间无序发展。

高务实作为穿越者当然很清楚，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活力，但他同样知道无序发展必将带来的隐患。后世西方很多国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发展，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引导和限制，就经常要承担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例如经济危机。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罢，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社会发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又不会如洪水泛滥一般无法收拾。

大明朝廷如今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官集团实际上对皇权极端不信任，而朝廷这个统治机构本身也被他们看做是皇权的衍申，故而哪怕他们自身就在这个机构之内供职，依旧会因为这个机构的扩编而怀疑其正当性。

小主，

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动摇了“屁股决定脑袋”这一真理，但其实不然，并没有任何破坏，因为绝大多数官僚的第一属性并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们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乡梓的地位岂不是就越发下降了？我这个官又不能世袭，很显然家族延续、家族利益才是我最重视的东西，你皇帝怎么能和我抢这个！

在这种深层思想的影响下，高务实的收权、扩权之举当然会迎来反对之声，这一点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高务实本身并不是想要继续扩大皇权——哪怕现阶段看来是这样，但归根结底他的目标可不是这个。只不过……现在和别人说这个毫无意义，一切还要看他将来的手段。

没有人会把“限制皇权”挂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论及相关事务时都会拿百姓当做幌子，正如此时徐学谟的质疑：“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面对这个疑问，高务实拿出他一贯的观点来反驳，道：“此前亦有许多人反对开海，如今开海近二十载，朝廷每年可从海外获利二百万两库平银不止，试问开海可曾残虐百姓？”

他见徐学谟张口欲辩，先摆手制止，继续道：“本部堂曾一再论述，天下之财富绝非一成不变的，实如种地一般，多种则多收。故我朝廷所当为者，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多种、优种’，籍此提高总的产量，而非因循守旧，死抱着原有的那点家当算来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产粮万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后下田变中田，中田变上田，于是收了两万斤之多，试问大宗伯——我这雇工所费，能算是败家之举么？”

徐学谟皱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这般顺利。例如那水利修与不修未必能影响如此大的产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费也恐怕需要许多年才能回本，更别说水利一事并非一劳永逸，极可能还要长期维护才能确保使用，如此则成本更高。

况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为驿站改革所新设之官员，而驿站所赚之钱财并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国，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钱囊也。因此，无论大司徒如何粉饰，总改不了朝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一事实，对么？”

高务实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礼法或称熟稔，但看来并不太关心理财。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过？那道疏文全称叫做《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其中不仅有义利之辨的论述，亦有‘为何征税’之论。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说过：‘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为驿站改革设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银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驿站之上花费多少？虽则这些钱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银难道便是凭空得来的么？归根结底，这笔钱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钱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