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城延福宫西北角的翰林院，王伦正与一群翰林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们座谈。

朝廷既已经决定修编《宋史》《辽史》，王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是要表明态度的，比如他要以皇帝的身份，对前宋的帝王、文武臣子的所作所为做一些定论。

前宋的翰林院，主要负责替皇帝草拟圣旨、内制等，翰林学士也会充当皇帝的顾问，但是新汉的翰林院，则将前宋的一些在京衙门的职能包括了，主要负责国家图书馆、书籍的校对典藏、各种分科技术的研究，更类似于将后世的中科院、工程院、国家图书馆等职能一并包含。

负责修编《宋史》的人员是分组修史的，即某个组专修某个皇帝以及同一时期官员的史料，于是争论就出现了。

对于宋太宗的评价，修史人员仍旧秉着“为尊者讳”的原则，认为“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

但是王伦觉得这个评语太过了，宋太宗固然在文治上颇有些亮眼的地方，但实在当不起“贤君”二字，他与众臣讨论了数次，在王伦的坚持下，宋太宗被认定为刘宋文帝刘义隆一般的帝王。

实际上王伦觉得宋太宗整体还不如宋文帝，刘义隆固然“元嘉北伐草草”，但起码一生都在坚持北伐，可以认为他方法论不对，但不能否定他的立场。

因此王伦对两部史书的修编人员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夸其功，不掩其恶，有功则赞，有恶则贬，要实事求是。

他读过《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虽然都还没全部读完，但觉得欧阳修、司马光的政治立场是有些差异的，这种立场的不同，导致了二人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王伦的思想。

所以他希望修史的人员们能够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哪怕是他本人死后，也既不要掩饰，更不需要刻意夸大。

这让翰林院的一群文人们第一次见识到王伦的豁达，也明白了自己该如何修两部史书了。

人群中王伦特意关注了两个人，第一位是范雩，他是赵佶宣和六年的进士，前宋灭亡后，范雩本打算回到家乡苏州吴县隐居，但王伦需要安抚前宋遗留的臣子，尤其是赵佶退位之前最后一批录取的进士，所以范雩也被留在了京师。

他被转入翰林院担任校书郎，负责审验前宋皇室收藏的各种书籍，完成校对后便送往印刷作坊出版，作为国家承认的可以当作教材的书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