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宗李治统治初期，朝廷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庞大，对皇权构成了显着的制约。李治意图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以此为契机重振皇权，削弱元老重臣的力量。然而，这一举动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尤其是来自长孙无忌等人的坚决抵制。

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她编纂《内训》一书，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表态支持“废王立武”，此举得到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高度赞赏，并引发了其他朝臣如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的相继转向。李治见时机逐渐成熟，再次萌生废立之意。关键时刻，元老重臣李积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表态，使得原本不利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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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将其家人削爵免官、流放岭南。一周后，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将反对最激烈的宰相褚遂良贬谪出京。十一月初一日，举行了盛大的册封皇后仪式，标志着武则天成功登上皇后之位。

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觐见宗庙，高宗追封其父武士彟为司徒，并附祭于唐高祖的宗庙；同时加封武则天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武则天借此机会撰写《外戚诫》献给朝廷，以应对舆论压力和质疑。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和武则天决定移居洛阳，定洛阳为东都，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共同决策，将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削职免官，驱逐出京，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的目标。

五、二圣临朝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身体状况恶化，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于是将国家大事交由皇后武则天代为处置。这一时期标志着“二圣临朝”的开始，但这也逐渐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武则天协助治理国事的过程中，她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果断决策力，如龙朔元年（661年）正月请求禁止天下妇女扮演滑稽艺人，得到了李治的采纳；同年四月，武则天成功劝阻了李治亲征高句丽的打算。

随着武则天权力的增长，“专作威福”，对李治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了控制的地步，这使得李治深感不满。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黜武后，李治同意并着手准备诏书，然而此事被武则天及时得知，她亲自面见李治申诉，使得李治心生愧疚而收回成命，并将责任推给了上官仪。此后，每次理政时，武则天都会垂帘听政，大权几乎尽归中宫，包括官员任免、刑罚裁决等重大事务皆由其定夺。

武则天积极推动李治封禅泰山，于麟德二年（665年）陪同李治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封禅之行，不仅彰显了唐朝国力的强大，也体现了她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咸亨三年（672年），武则天还资助修建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宗教影响力和社会声望。

上元元年（674年），李治与武则天分别称天皇、天后，武则天上谏言十二事，均得到李治采纳并颁行全国。她在农业政策上表现出高度重视，鼓励垦荒增产，严惩苛政导致人口流失的行为，所编撰的《兆人本业》农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力推崇佛教，通过编纂一系列典籍以及设立北门学士，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并有效地分割了宰相的权力。

六、太后称制

在嗣圣元年（684年），唐中宗李显因打算任命岳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辅臣裴炎的反对，愤怒之下说出“朕即使把天下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这样的话。武则天以此为由废黜了李显，改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并继续临朝称制，全面掌控国家大权。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洛阳改名为神都，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更改旗帜颜色、官服样式以及职省名称等，还赐宫城名为太初宫，进一步强化其权威地位。

面对徐敬业等人以拥立庐陵王李显为名在扬州起兵反叛，武则天迅速派遣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率重兵前往平定，仅一个月就使得徐敬业败亡自杀，有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