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辽西无法攻取的现实，皇太极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1628年，皇太极开始着手解决蒙古问题，以期通过控制蒙古各部来实现对明朝的侧翼包抄。这一年二月，皇太极带领多尔衮和多铎两位弟弟率领大军征讨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取得了敖木伦大捷，俘获了一万一千二百人。多尔衮因此战功被赐予“墨尔根戴青”的称号，多铎则被赐予“额尔克楚虎尔”的称号。

同年八月，皇太极与喀喇沁部达成和平协议，并于九月集结了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以及喀尔喀等部的军队，共同出征察哈尔部。此次出征不仅打击了察哈尔部，还进一步巩固了后金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不久之后，皇太极派遣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区宣读敕令，规定所有管旗诸贝勒在征察哈尔时必须从征，否则将受到处罚。

四、革故鼎新

皇太极继位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固政权和提升国家实力。在经历了1629年至1630年的“己巳之变”后，皇太极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国家的管理和经济基础。为此，他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被称为“皇太极新政”。

为了促进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重视文教的发展。1629年，他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的口号，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屠杀文人的做法，并在同年举行了考试，选拔了满、汉、蒙古生员共计二百人。他还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从1632年起，所有贝勒大臣的子弟，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都要接受教育。

皇太极还采取措施调整土地分配，抑制满族贵族的特权。他下令将多余的公地重新分配给民户耕种，并禁止旗主和贵族私自占地。原有的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的制度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剩余的汉人则被编为民户。这些措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加强汗权方面，皇太极采取了削弱其他贝勒的策略。1630年，他利用二贝勒阿敏在己巳之变中弃城逃跑的事实，召开会议，列举了阿敏的十六条罪状，并将其囚禁。1631年，在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与三贝勒莽古尔泰发生了争执，皇太极利用这一机会剥夺了莽古尔泰的部分权力，最终导致后者暴卒。同年十二月，大贝勒代善主动请求退出与皇太极并坐的位置，从而突出了汗位的独尊地位。1632年初，皇太极废除了与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改为自己单独南面而坐。

为了加强统治基础，皇太极还积极团结汉族和蒙古族的力量。他通过优待归降的汉族将领，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来增强军事实力。这些将领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士兵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加速了明朝辽东地区的瓦解。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其他贝勒的军事势力，皇太极还将八旗制度推广到了汉族和蒙古族之中。1633年，汉族兵员开始被编入汉军旗，蒙古族的军队也被编组为蒙古旗兵。到1634年，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时，共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和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参加。

五、称帝改号

1635年，皇太极迎来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和变革。这一年，多尔衮等人平定了察哈尔部，统一了漠南蒙古，并且获得了象征正统性的“历代传国玉玺”。同年十月，皇太极宣布将族名统一为“满洲”，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感。

到了1636年，皇太极决定正式称帝，并更改国号为“大清”。这一决定受到了内外的广泛支持。汉官儒臣如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人都表示赞同，而萨哈廉则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表达忠诚。外藩蒙古诸贝勒也请求皇太极接受尊号。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活动，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随后登基为帝，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并改元为“崇德”。

皇太极称帝后，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以朝鲜背叛盟约为由，决定发兵讨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战争，寄希望于明朝的援助，但最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支持。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过鸭绿江，十三日抵达安州，来势汹汹。1637年正月初七日，清军战胜了朝鲜全罗、忠清两道的援军，李倧被迫逃往南汉山城，并在此“势穷情迫”之下称臣请罪。皇太极要求朝鲜严惩引发冲突的大臣，并命令清军攻入江华岛，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及内阁大臣等人。二月初二日，皇太极从朝鲜班师回朝。这次军事行动不仅使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也解除了清朝攻陷关内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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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中，皇太极因山海关的阻隔，采取了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相结合的战略。在崇德年间，清军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分别是丙子之变、戊寅之变和壬午之变。每次作战都会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牵制明朝军队。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遣阿济格等人出战，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清军俘获了大量人畜，并生擒了明朝总兵巢丕昌。

1639年三月，清军渡过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俘获了二十五万余人口，并在四月凯旋。然而，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扬威大将军岳讬不幸在军中去世。这些军事行动使得明朝皇帝不得不宣布京师戒严，并将主要力量转向抗清战场，即便这意味着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