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史上的卢梭在八年后的1778年便与世长辞，但是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思想影响着整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美利坚宪法的制订。

任何一位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领导人，不论是雅各宾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是热月党人或是后来称帝的拿破仑，都无一例外拜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青年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就亲自拜访过暮年时期的卢梭，并受到了其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德国诗人海涅才会说：

“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由卢梭创造的。”

这也是为什么罗素会将《社会契约论》称为法国大革命期间领导人的圣经，虽然罗素的这句话多少带有贬义，但也说明了卢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深。

而对于卢梭本人来说，他就和许多不幸的伟人一样，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在生活上也并不富裕，在死后他的思想才被挖掘出来发扬光大。

劳伦斯看着卢梭身上的旧衣，微微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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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记忆里，卢梭虽然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中产家庭，但年轻时候便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闯荡，并在巴黎的学术圈里渐渐出名，与伏尔泰、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学者都有不错的交情。

而到了1762年的时候，卢梭与伏尔泰以及百科全书派学者由于思想不合而逐渐交恶，导致他的教育学着作《爱弥儿》受到了学术圈的抵制，并最终吸引到了巴黎主教毕蒙的注意。

毕蒙主教认定卢梭的作品为禁书，对《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两本书都下达了禁令，使得卢梭不得不在荷兰出版这两本着作。

而对卢梭来说更糟糕的是，巴黎高等法院也随之下达了对他的驱逐令，将他从法兰西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

于是卢梭也被迫开始流亡，先后辗转于普鲁士与德意志诸国，最终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帮助下逃亡到了英国。

休谟对于卢梭也算是仁至义尽，不仅帮卢梭安置好了住处，还向英王乔治三世举荐了卢梭，为他争取到了一份国王的年金俸禄。

但是，卢梭本人并不会说英语，他在英国也没有别的朋友，这样的孤独处境使得他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后来甚至怀疑休谟想要加害自己。

休谟对此也是十分无奈，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卢梭为：“他显然是疯了。”

而到了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终于撤销了对卢梭的驱逐令，允许他回到巴黎，但是不允许他发表任何着作。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的《忏悔录》在他去世四年之后才发表。

卢梭便立刻带着妻子离开了英国，回到了巴黎这片阔别了快有十年的土地，并且以抄写乐谱、为人谱曲为生。

“您读过我的作品？”卢梭有些惊喜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问道。

由于《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在法国都被封禁了，因此这两本书在发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问津。

卢梭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在这种地方见到一位自己的读者。

“当然，我甚至能背诵其中的片段。‘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劳伦斯微笑回答着，而后扫了一眼卢梭的牢房，皱眉问道：

“另外，卢梭先生，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关在这种地方。”

尽管这牢房的环境比起其他监狱来说已经好了不少，但也显然不是一个年近六十的大思想家该待的地方。

一旁的杰基法官听到这话，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他这时终于看出来了，这位波拿巴阁下竟然是那个囚犯的忠实读者。

察觉到这一点的杰基法官赶紧思索起来，想着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讨好波拿巴阁下。

卢梭苦笑着摇摇头，并没有大声诉说自己的冤屈，而是缓缓说道：

“高等法院向我下达了禁令，不准我再发表任何作品，但是他们对作品的定义实在太宽泛了。我只是发表了一首乐曲，他们便指控我违反了禁令，将我带到了这里。”

劳伦斯眉头紧皱，但并不意外，毕竟对高等法院这样守旧腐朽的利益群体来说，越先进的就是越反动的。

当年的伏尔泰就也被巴黎高等法院迫害过，蹲过一段时间的地牢。

“呵呵呵...波拿巴阁下，卢梭先生。”

一边的杰基法官也找准时机凑了上来，对卢梭的称呼也从囚犯变成了先生，笑呵呵地说道：